作者：行者洛艺嘉　
在我走过的80余国中，我最爱非洲。在我遍走的非洲中，科特迪瓦留给我最深的记忆。因为在那里，我经历了战火。我也亲眼看着这个曾叫象牙海岸的国家，那么美丽、安宁的国家，是如何被战火洗礼的。战火中的人们，黑人，白人，中国人，又是如何生活的。
遗失象牙的海岸
　　 一个中国女人的非洲故事
幽暗的上午
　　
　　 每天上午10点左右，简梅一行3人来到川府酒楼。老板娘简梅，大厨小孙，会计兼服务员小春。
　　 酒楼的几个黑人都比较听话，每天基本能准时上班。遇到简梅来得晚时，他们就在廊下坐着。勤快的奥布累冈会不声不响地打扫院子。朱颜已改，雕栏画柱的中式院子里种着绿色植物。红色小木门两旁，是散发着柠檬香味，能防疟疾的柠檬草。木头楼梯通往二楼简易宿舍。那是黑人午休时用的。晚上他们都回家。
　　 简梅用钥匙打开一道大铁门，进入一个小院落。大铁门是99年政变后加的。
　　 再走几步，开一道铁门、对开的棕色木门，就进餐馆了。屋外热烈的非洲阳光衬得餐馆很幽暗，虽然简梅已开了几盏灯。是那种能从天棚上拉下来的灯。有时灯收得太高，就由我去开。简梅1 米64，在女人中不矮。但我有1米7。最主要的还是，我闲不住。我要是闲得住，也不会总往这里跑。又不挣一分钱。
　　 我接着去把窗户一扇扇打开，让微湿的淡霉味出去。然后，开空调。吹会儿，再把窗户关上，把很是有些旧的白纱窗放下。糊着墙纸的四壁很暗。棚顶有一角耷拉下来。我从这个空隙，看到了棚顶的老鼠，快乐地飞跑。那天，科特迪瓦一个部长正在这里宴请。
　　 墙上挂着灰旧的中国画、中国扇子。是简梅妻夫从重庆背来的。都10多年了。
　　 要想挣钱，一定得把餐馆重新装修一下。”朋友们都说。这点简梅也清楚。但她已经在非洲呆13年了，不想把自己也交待给非洲；儿子小索在这里念完高中，她就准备回中国。
来自重庆的简梅身材不错，可算窈窕。可就这样，还是每天不离减肥茶。她喊“上茶”，欧浪便欢快地应着，把茶泡好，笑吟吟地送来，倒上。
　　 前一阵，不知为什么，客人骤减。“是我这老板娘年老色衰，不招人了吧？”简梅对我推心置腹，“你来，你来，以后你每天都来吧。”
　　 不见我应声，她说，“你说我给你工资，你会觉得自己是打工的。那我也总得意思意思吧。我每月给小孙夫妻1000美元，给黑人厨师500美元，给黑人服务生300美元，给黑人杂工200美元。这样吧，我每月给你100美元。”
　　 我急了：“你还想让我在这里做人吗？”
　　 简梅也急：“这可不是工资。你可以什么都不做。”
　　 我急得都气了：“那我是卖相了？我要是卖相，那钱你出得起？”
　　 我急，简梅却没有，她笑了：“怎么这现代社会，你这样的年轻人儿，脑筋还那么轴？还搞出什么卖相？那不就是形象大使吗？”
　　 “形象大使可不是这个价儿。”
　　 “哪个价儿哪个价儿呀？不是凡有价儿，你就觉得掉价儿吗？哎，”她深深叹口气，“只能任我剥削了。”她接着又叹口气，“这样美貌的俏姑娘，我真不忍剥削呀。”
　　 “那你就把餐馆送我。”
　　 “这轻易不开口的人，你看她张嘴，就得小心了。一口就能吞下整个非洲。”
　　

玩笑归玩笑，简梅的事我非常上心。没几天，就打听出了为什么门前冷落。
　　 “我知道原因了。”我较深沉地坐到简梅对面。
　　 “是不是这里有更好的中餐馆了？”简梅的目光探究我，“老板娘跟你一样年轻貌美？”“是。”我故做正经。“在哪里？”“哪里？就在这儿。你出门就能看到了。”“这儿？”简梅惊异着，跑出门去，东张西望，“哪儿？哪儿？”“你抬头。”她抬头，看到大铁门的上方，贴了一巨大横幅：川府减肥酒楼。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 “怎么回事儿？你知道客人为什么骤减吗？人家一在你这里吃饭，就拉肚。现在，人家都私下叫这里川府减肥酒楼。”我说着，把那横幅揭下来，“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写的，留当纪念吧。”别看我的字扭七拐八喝醉酒似的，我却特好动笔。半年后的一天，欧浪兴匆匆告诉我：“我误解你们了。”“误解什么？”我一头雾水。“我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中国字特丑了。因为，我以前看到的中国字，都是你写的。”
　　 简梅笑得下巴差点脱臼了。她恢复了半天，说“我真不明白，就你那一手字，也敢往出写？”我长叹一声：“你有所不知，从小到大，我身边没有一个人，字写得比我差。你知道，这多打击我的自信心。去年，我终于找回自信了。”“你开始练字了？”简梅一惊，“你练完字才这样？那你以前得写什么样的字呀？”“没练字。这电脑时代，谁还练那个呀？我是收了几个洋学生和我学中文。从他们身上，我找到了自信，就变得特愿意顺手题字了。”

为什么客人在这里一吃饭，就拉肚呢？我和简梅进厨房，打开冰箱冰柜。
　　 “也没有太过期的。就这带鱼，有半年多了。”简梅拎起那巨大的一堆。
　　 “半年？还不算太过期？”
　　 “只有这带鱼是半年前的。可从拿到这里，就没做过一次。没客人点这个。”
　　 “没客人点这个？你的菜单上就没这个。”我对这里的菜单颇熟。因为这菜单，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，是我设计排版的。
　　 “要不，你把这带鱼拿回家吃了吧。虽然是别人送的，可扔了也怪可惜的。”
　　 “人家吃一次带鱼，就拉肚子。我吃这么一大袋，那还不拉没了？”
　　 “保证不是带鱼的事。这带鱼从拿来，就没动过。一会儿化一会儿冻容易坏，这没动的一点事没有。”
　　 “那我也不吃。守着这么鲜的大西洋，你让我吃半年前的带鱼？”
　　 我们闻肉闻肉馅闻海鲜又闻春卷。“没馊味吧？”简梅问。
　　 “冻得这么结实能闻出来什么？都是冰柜味儿。”

[size=-1] “欧浪，上茶。”出得厨房，简梅喊。欧浪快活地应着，把茶泡上，笑吟吟端来。简梅喝了两口，起身去接电话。 　　 “茶。”坐在角落里的老菜喊。这喊声把我的注意力一下子全部吸引过去。他为什么一直还来餐馆？难道他吃了这里的东西不拉肚？难道，是他在这里投了泻药？他也要开餐馆吗？开就开自己的好了，干吗陷害别人？中国人呀，怎么就不能像黎巴嫩人那么合？他和简梅是多铁的朋友啊。真是，真是人心隔肚皮。有了这个惊人发现，我就一直盯着老菜。他端起欧浪给倒的茶，一举见底。欧浪又给他续了一杯，他又一饮而尽。是酒呀，这么喝？我想，然后，我看到，欧浪把那茶壶拿回我和简梅坐的那桌。我看到，那壶茶不是别的，正是简梅的“大印象”减肥茶。 　　 我没有吱声。我要观察观察。果然，正结账呢，老菜突然喊“不行了。”慌忙跑向洗手间。 　　 餐馆此时的客人只有老菜，所以简梅没有被他事他人分心。看着老菜痛苦地从洗手间出来，简梅上前：“是不是拉肚子了？是不是这餐馆的东西有问题？”“你终于肯自己说了。良心不安了吧？我这么捧场的人，你也给我下药？”老菜捂着肚子，“我早就觉出了食物里有问题。可我就是要看看，你是怎么亲手把我毒死的。” 　　 “你也犯不上到简梅这儿殉情呀？你该找小金才对。”我插嘴。 　　 “小金？她都不给我做饭了。要是简梅也这么害我，那我真没活头了。” 　　 “我没有毒你的理由。小金才有。人家都怀了你的孩子，你还不和人家结婚。”简梅说。 　　 “什么？小金也要毒我？朋友这样，家人也这样，我可真走投无路啦。” 　　 “别喊了。还像个男人吗？”我说，“没给你下毒。只不过……” 　　 “只不过什么？” 　　 “只不过给你喝了减肥茶。”我把我看到的说出来。 　　 简梅这没心肺的，倒笑了，笑得更看不见一点心肺了。 　　 “那么多人拉肚子，得喝下去多少包减肥茶呀？你就一点没察觉？”我问简梅。 　　 “嘿。”她说，“我还以为黑人给偷走了呢。他们一个勺子能在外面换一根烟。我还没调查出一包减肥茶能换什么呢。” 　　 “这减肥茶，劲儿能这么大？”老菜有些不解。 　　 “不像女人总减肥，男人身体，不识减肥药，反应当然要剧烈一些。”我说，“要是觉得被人投了毒，那反应会更剧烈。” 　　 我看你们就快做人肉包子了。” 　　 “如果，你肯提供原料的话。”我应。 　　 “我看你这餐馆不正常，就是从这丫头到来开始的。”老菜说。 　　 “那你可是瞎说。自从她来我这里，我这真是客满盈门。这一阵，例外。算我度假休息好了。” “你喝吗？”简梅端起刚泡好的“大印象”问我。 　　 我不减肥。我随便长。 　　 更多时候，是我给简梅倒。她等擎，一副老板娘的样子。 　　 我也跟小春一起叠餐巾布、洗杯子，和欧浪一起把大冰块砸小、榨果汁。我以为榨果汁最简单不过：一刀上去，橙子就两半了；再按到榨汁机上就行呗。结果呢？刀都没上对。橙子得横着切。也榨菠萝汁。 　　 叫简梅“简娘”的小春也来自重庆。她玉臂如笋，让人看上去恨不得想咬两口。她丈夫小孙是简梅父亲的学生。 　　 我也给客人上菜；去小孙主管的后厨帮忙。 　　 “简梅，又来新人啦？”“简梅，你从哪里找到这么漂亮的服务员？”客人们见了我，开心地问。 　　 “啊，啊。”简梅笑着含糊地答。她人缘好，所以大家都来捧场。 　　 “你一来，我的客人就特别多。”简梅总说。然后告诉我当天挣了多少多少钱。她没心肺，什么都说。 　　 “那个韩国人想请你吃饭。我说你没功夫。”简梅说。 　　 “英国大使，觉得你在这里做可惜了，想请你去使馆做秘书。我说你不缺钱。”简梅说。 　　 简梅就是不说我不是这里的服务员。和中国人都不说。他们看我的眼光也就很怪。若是终于哪天知道我是不计报酬“打工”，会怎么高看我？我美滋滋畅想半天。我总异于常人的思维突然回到正路：没准，他们的眼光，还会更怪吧？有时，见一帮拉里拉蹋的人在老板的带领下来吃炒饭和饺子，见那些傻乎乎的人等着我上菜，我心里也想：嘿，姑娘我亲自给你们上菜，这机会，一辈子可没几回。这样的念头也就一闪而过，我端盘子的时候，多心舒神畅。 我极易陷入气氛。在幽暗的餐馆衬托的简梅悠长的守望里，我的等待望穿秋水。终于看到客人出现在门外的阳光中，我喜形更甚于她。我一下子奔跑过去，把门打开。99年政变之后，门都是从里面锁上。 　　 “你怎么知道来的是客人，而不是强盗呢？”有天我问。我对这样的锁门颇怀疑。虽然不可能有更好的办法了。 　　 “凭感觉呗。”简梅说，“当然主要还是凭运气。” 　　 一日，见门口又来客人，我“呼”地一下子站起身来，准备开门。全然忘记了自己正在赴宴。 　　 “你干吗呀？”德国人恩斯特大吃一惊。我们周围，都是这国家的部长。 　　 “你们也是。”事后我表示对简梅等人的强烈不满，“我管不住自己，你们还不能帮忙看着一点？你说和这么多部长一起吃饭呢，我呼啦一下站起来。人家八成觉得我神经呢。” 　　 “就你，谁认为你神经我都不吃惊。”简梅说。 　　 “你说什么？” 　　 “没有，没有。”简梅说，“谁不认为你神经，我都吃惊。” 　　 “你怎么回事？” 　　 “没有，没有。”简梅说，“谁不吃惊，我都吃惊：你真不神经？” 　　 “你们不知道我一看人来，就想起身去开门吗？也不上前把我按住？” 　　 简梅大笑：“那人家就更确信你神经了。” 　　 “你们也不必动手。嘴说不行啊？讲中文呀。”

我和法国大使共进午餐的那次，简梅等采纳了我的建议。看着 我把餐巾放在桌上，准备起身，她赶紧过来说：“记着，你现在可是和大使共进午餐。注意形象。”
　　 大使笑着问我有什么问题吗。
　　 我说：“没有，没有。老板娘想问你是不是想添点什么。”
　　 大使说谢谢，不用了。
　　 看着我把餐巾又放在桌上，准备起身。简梅又急忙过来：“会有人去开门，你放心吃你的饭好了。”
　　 大使这次笑着问我：不舒服吗？
　　 我说没有。
　　 看着我把餐巾放在桌上，再次准备起身，简梅有些慌了，警告我：“你再呼啦起身，我们可动手了。”
　　 “你再拦我，我可跟你急。”我说，“我是去洗手间。怎么去趟洗手间还这么难？我晕！你就不能实际情况实际处理吗？”
　　 “我昏！”简梅说，“照顾你这一顿饭，真比我在卡西诺输钱还痛苦。”
　　 “你去那里是玩的，不是打工。”陈建等哥几个告诉我。我说知道知道。可一到餐馆，就把他们的话全扔大西洋了。
“奥布累冈,今天有人吃火锅。”简梅说。奥布累冈就把大餐桌的桌面撤下，立在地上，滚到屋外去，再换上中间凹个洞的火锅桌。我也在一边帮着忙。“洛阿姨是我见过的最勤快的女人。”小索，简梅的儿子，经常这么夸我。这个17岁的男孩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，有女孩子一样秀气的面孔笑容。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父亲在身边的男孩总是这样的。
　　 黑人一见我干活就笑。他们说我是最漂亮的中国女人。这话是欧浪告诉我的。英俊的他22岁。他的好身材上套件破数洞的T恤。客人来前，他会换上整齐干净的白衬衫，还有黑领结。他能说会道，有明媚的笑脸，是招呼客人的服务生。
　　 我不是每天都来餐馆。我一来他就说我漂亮。我便夸他英俊。我跟简梅没少说他好话。“他，鬼着呢。”简梅道。
　　 欧浪之外的黑人，对我也都好。只有“幽灵”不和我说话。“幽灵”和谁也不说话。他瘦得影子一般。每天悄然无声地进餐馆，悄然无声地经大堂，悄然无声地去厨房。真连一点脚步声都没有。你突然看到他站在身边时往往会吓一跳。小索因此叫他“幽灵”。很多客人对“幽灵”颇意见，说他旁若无人没礼貌。但他厨艺好。已在餐馆干了7年，是小索父亲何韦当年亲自带出来的。客人多时，他一头一头地出汗。他用胳臂抹了，一声不吭。客人多时，简梅往往也会给他五千或一万西非法郎。他接过钱，还是没一点表情。
　　 人来人往的餐馆是消息聚散地。在非洲呆了十几年的简梅，故事真是一箩筐。她又好说，别人的自己的，统统道来。一点不夸张，简梅讲的故事，真是没有重样的。
罗弗宫.鱼市场
　　
　　 我喜欢坐在静幽的餐馆听简梅讲故事。我更喜欢和简梅出去。小春怕被非洲的毒太阳晒坏了，几乎不出去。
　　 我和简梅去罗弗宫买肉，去鱼市场买海鲜。罗弗宫那儿有个洗衣中心。草地上，山坡上，铺天盖地都是衣服。黑人洗了衣服不像我们晾在绳上，而是直接摊在地上。黑人穷，却继承了前殖民者法国人享受服务的意识。很多人都不自己洗衣服，拿到外面洗。一点点钱倒就可以了。
　　 罗弗宫卖肉的都是女人，握着半米长的大刀。简梅是老客户，大客户，她到时，很多女人都招呼她。她这里买一些，那里买一些。卖肉的女人用牛皮纸包好我们买的肉。有时也给一小块肥的，或骨头做“礼物”。苍蝇嘤嘤地飞着。脏兮兮的孩子，穿着背心，或光着小身子，在油腻的桌案附近蹒跚而行。一长排桌案的最左边，是卖熟食的。被加工成黄色的肉，放在一个个塑料盆里。很多人，就买小小的一两块。一则他们胃口多数时候很小，二则确实没钱。知道我们不敢吃，卖熟食的女人也便从不招呼我们。随我们去的奥布累冈把肉放到塑料桶里，再搬到车上。
鱼市场在港口，又大又脏，是高贵的太太小姐不敢去的。我去鱼市场时也往往换上朴素衣服。但还扎眼。因为外国姑娘在那样的地方出现实属少见。
　　 我和老姜也去过那里。她是一家中资机构住非洲首代的太太。我和老姜刚进鱼市场，很多人便停下手里的活儿望着我们。他们脚边，磅秤旁，放着一堆堆打好包装的带鱼。那是出口的。也有抱着小纸盒箱子就过来的，热情地喊中文“带鱼。带鱼。”他们知道中国人吃带鱼。他们不吃无鳞鱼。
　　 我们再往里走，总有黑小伙拉住老姜说“太太，太太。”老姜啪地把黑人的手打掉，“拉我干什么？拿下去你的黑手。”黑小伙听了，还是嬉皮笑脸。
　　 老菜的公司中，有个黑人，长得又憨又壮。“我们给你起个中文名字，叫熊瞎子怎么样？”公司中的中国人这样开玩笑。“熊瞎子？熊瞎子？”那人嘟囔，进而生气了，“不行，绝对不行。”“那叫狗熊怎么样？”“狗熊？狗熊？”那人重复，“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就这个吧。”
　　 我和简梅一进渔港，立刻会有二十多人围拢过来。他们不喊“带鱼”了，他们知道餐馆不买带鱼。他们哇啦哇啦说着，引领我们进里面去。
　　 里面水涝涝的；走一步，崩一腿泥。密挨挨、水粼粼的一排排木头板子上，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冰柜。招呼我们过去的黑小伙把冰柜打开，让我们瞧里面的货。
　　 旁边有人拎着螃蟹等着和我们说话。蓝色的螃蟹，有脸盆那么大。又有人拎石斑鱼过来，扒开鱼腮让我们看。
有天，简梅和人讨价之际，一个黑人悄悄把我拉到一边：“据说你们中国人特聪明，什么主意都能想出来。你说，我怎么才能让人不买他的海鲜，而是买我的？”他的嘴往不远处的一个摊位一努。
　　 “你趁他不备，趁所有人不备，跳到他冰柜里装死。客人看到他冰柜里有尸体，再不会买他的海鲜了。”
　　 这样的“主意”，这样的损招，我觉得谁也不会当真。可谁知，我又去渔港时，那黑人过来和我说：“小姐，你那招数，从前有人试过吗？管用吗？”
　　 我想了半天，才想起那恶招。
　　 “那摊主一开冰柜，没被吓死？”我忍住笑，说。
　　 “你是不是也告诉那个摊主了？”他说，“他愣是三个小时没开冰柜。我差点真冻成尸体了。”
　　 有人扛着比自己小不了多少的大红鱼从不远处走过。一个黑中国人一闪而过。中国人的面孔，黑人的肤色，奇丑无比。这也是有些中国人虽和黑人生活在一起，却不要孩子的原因吧。
　　 也有很多海鲜就直接摊在木板上的冰上。各式各样的虾、鱿鱼、小姐鱼、鲽鱼、鲨鱼……这边还未看完，就让那边的人拽走了。“龙虾，2000郎（合人民币24元）一公斤卖给你。”不是最新鲜的。刚出海的大龙虾一公斤要8000郎。我们买了龙虾，回去生吃、火锅，或直接用来煮粥。最喜欢吃龙虾粥了。 货比3家，简梅又跟另外的黑小伙去看货。
　　 过道很窄，也就能容一人。我们经过时，很多直接坐在木板上的黑人拧身让我们过，眼睛却不放过我们。
　　 “太太，太太。”很多人喊简梅。
　　 又有人拿着乌鱼过来。他旁边的人在盆里洗乌鱼，洗好了，放到另个盆里。
　　 一个把头发挽起来的女人在卖椰子。外面的栗色硬壳已被砍去的椰子，堆放在一个大塑料盆里。谁要，她就拿过长条的大刀，夸夸地砍。椰子的“盖儿”被砍掉了，水“兹”地一下窜出来。没有吸管，捧着喝。我和简梅有时也喝，100郎一个。很多黑人从椰子上面掰下一块皮，挖里面的椰肉吃。
　　 黑小伙把我们买的海鲜分别装到黑塑料袋中，再把它们装到一个大白袋里。每次都有黑小伙一直跟在我们身后。我们买一样，他便拿一样。一直送到车上。一点点钱就可以了。
　　 “我回重庆，在超市里买了很多东西。一出门我就傻了：谁帮我拿呀？”在非洲呆久了，简梅早不习惯自己动手了。也是，在非洲，任何时候，任何地方，你遇到任何问题，都会有黑人跑过来帮你。三更半夜，我的车抛锚了。我来时掉进的大坑，回去时又让我陷落了。拼了所有的力气倒是开出来了，可车带瘪了。自己开车，就不能装林妹妹了。男人们没有做护花使者的机会，自然也叫“她自己回去完全没问题。”“非洲，一个人的三更半夜我从来不怕。可我这车，来的时候掉坑里了。车带不知破损得怎样，能否坚持到家。反正要是再掉进去，估计就完了。”陈建大笑，“你的智商至于那么有问题？这样吧，你要是真的再掉进去，给我们打电话。我们保证立刻去3个之上的男人。” 分手之前，他们为我检查了一下车胎，没问题。我平时从不让别人送回家，所以，现在，也没法再求人了。真格的，我还真能再掉进去？可这世界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我正回想着那坑在哪里，如何躲开时，我就陷入了。我正犹豫着是否该给陈建等打电话，把我一个弱女子半夜因无助而来的怨愤向他们发泄时，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一群人。在咱中国，晨练的多。这非洲，黄昏练的多。可这练中间的，练在三更半夜的，我还真没见过。我脑筋突然一活：这可真是天助我也。我正愁找不到白天到处可见的劳工呢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这些从树下（我现在看到了），从我实在不清楚是哪里跑出来的人，不用我求救，他们就停在我身边了。他们不是练半夜的，他们就是跑向这抛锚的车的。黑人，我的亲兄弟呀。他们不仅动手帮我，他们还安慰我：“你别伤心，小姐，谁都难免。三更半夜，谁能看到这里有个坑呀？今天下午，大白天的，就有辆标志车掉进去了。”“你别说了，否则她会更伤心。”另外一个黑人说，“今天白天掉进去的标志，也是这辆。”第一个黑人还想安慰我，对第二个说“你别瞎说。这阿比让的标志车多着呢。”第二个说“千真万确。因为，下午，就是我等帮她把车弄出来的。”千万不能让黑人想到我的智商问题，我赶忙解释，“我当时去参加一个聚会。他们，我的那帮朋友，找了一个新地方，搞不清具体地址在哪里。一会儿打电话告诉我在湖的这边。一会儿打电话告诉我在湖的那边。我在这条路上，在警察眼皮底下，不停地掉头。我其实看到这大坑了。我一边打着手机，一边找地方，一边生气，一边想躲这坑。”“按我们的说法，就是你不该参加这个聚会。”第一个黑人说，“你现在这是干什么去呀？”“就是从那聚会回来。”他们都大笑起来“那你是太不该，太不该参加这个聚会了。你是从博拉多来的吧，你要是来参加我们今天的‘玛奇’聚餐，那就正好会在这坑的那边停住了。怎么也不会掉坑里。”第二个黑人笑，“她不熟悉这里，没准也冲过去了。五次三番找不到，也掉坑里了。”

我和简梅出了水涝涝的里面，拐向左边。在一个小房里，简梅从一个布口袋里拿出两块硬硬的东西。我也拿起来闻闻，有些腥。原来这就是鱼翅。
　　 非洲人以前是不吃鱼翅鱼肚的，于是就有中国个体商人打着“鱼翅做中药，鱼肚做塑料”的幌子去收购这些“扔垃圾堆的货”。
　　 “不好。”简梅闻罢，放下鱼翅，“等海员们回来，就有好的鱼翅了。”
　　 “你先生怎么没来呀？”“以前不都是你先生陪你一起来吗？他去哪里了？”每次来鱼市场，总有黑人这般问。简梅笑笑。他们不知道，他离开已经有几年了。
　　 “那时候我们在亚穆苏克罗。他每天都骑单车带我经过黑人市场。黑人都知道我们是开餐馆的。我们经过时，那些黑女人就问‘要什么？要什么？’。有的干脆过来拽我们。他被这些女人弄懵了，慌忙摇头摆手说‘NO，NO’。他就会这么一个外语单词。后来，我们一经过市场，那些女人就喊‘NO先生，NO先生’。”
　　 几乎没有一天，简梅不提起何韦。仿佛他还在身边。仿佛她一推开厨房的门就能看见他。我和朋友们正计划给她介绍个新老公。可她这样的状态，能行吗？
　　


小索
　　
　　 “阿姨好。”中午12点多一点，小索放下双肩背的大书包，笑着向我问好。他就读的法国学校“麦茂斯”离餐馆不远，他每天步行上学。
　　 小索高中毕业后要去法国或加拿大读书。我们在网上查了一些学校，申请些资料。今天资料到了。
　　 把大学的情况译给简梅后，我们计算费用问题。学费、杂费、生活费，整个大学下来，简梅得掏10万美元。在当今不稳定的时局里，餐馆不赔钱就已很高兴的简梅，留在非洲唯一目的就是想让小索念完高中。但即便这样，10万美金还是让人心疼。都是血汗钱，而简梅，也到了吃积蓄的时候。而且，重庆的婆婆也在觊觎她的钱。何韦不在后，她一直向简梅要“赡养费”。
　　 “真不知道仗一打起来该怎么办。”爽朗快乐的简梅只有触到这个问题，才会面露愁容。她准备把赔钱的餐馆关了，自己回国，让小索寄宿在老友汪大哥夫妻处。虽然汪大哥武大姐是看着小索长大的，把小索当自己的孩子。但扔下小索一人在非洲，简梅还是不舍。仗再怎么打，汪大哥也不准备离开。所以他想把简梅的餐馆买下。方案有两个。一是拎得清的一次买卖。二是他们买下餐馆，重新装修一番，让简梅来经营。
　　 简梅一直犹豫。仗到底打不打谁也不清楚。
　　

　
“你请将军吃顿饭，请他分析分析时局。”有人给简梅出主意。“请了。”简梅说，“就像99年政变，那么突然，谁想得到？分析得出？”
　　 “小道消息不可不信。大家可都传要打仗了。”布基纳法索人欧浪在一边说，“也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在这个国家呆下去。”
　　 “作记者时，我最遗憾的，就是没有成为战地记者。”我说，“在非洲，”
　　 “要么你赶紧收拾行李去伊拉克吧。”简梅说，“这里可千万别再乱了。我们的事业可都在这里呢。”
　　 “我这话没说完呢。你看我像个损人利己的人吗？虽然我挺想过过战时生活，可实在不忍看到这么美丽的国家起战火。”我说，“我们祝愿这国家吧，别再乱了。估计不会乱了。我已经看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。”
　　 这话简梅爱听。她问：“你怎么看到的？”
　　 “你看到大街又美丽整洁起来了吧？城市管理绿化委员会又有钱了，重新招募了工人。”
　　 简梅说看到了。
　　 “你没看到这广告牌子一个个又竖起来了吗？直升机拉着奥航公司的大横幅，在泻湖上转了多少圈？”
　　 “这法国通讯公司和科国政府的合同快到期了。就这块大肥肉，多少国惦记着呢。”简梅道。
　　 “最好是大家平分这市场，千万别再一家垄断了。否则，就这高昂的通讯费……”欧浪说。
　　 “你现在有通讯费了？”简梅微微一惊。
　　 “哪里？”欧浪有些不好意思，“打一个电话的钱，我还不如吃顿饭呢。我是盼着这通讯费下来，我好……”
　　
非洲的通讯普遍巨贵。科国只有法国奥航一家通讯公司。中国某公司想挤进该市场，不久前，免费向科国百姓发放了无数手机。欧浪和他的哥儿们西勒都有幸得到了一部。
　　 有天，欧浪和西勒约好了去看一朋友。可他们只说了去看朋友，并没有约定几点。简梅什么事都管，她说“欧浪，你也有手机了，也不问问西勒何时出发？”“他会按时的。”“按时？没见过你们谁按时的。”“他不按时，我也习惯了。”人家欧浪说过，就接着忙去了。
　　 简梅总觉得欧浪有手机了，不该再和从前一样。她又让欧浪打电话过去问问。欧浪不干。
　　 “我真不明白，那你还要手机干吗呀？”
　　 “太太，难道手机只有打电话这个功能吗？他还有接电话的功能。西勒也有手机，他会打给我的。”
　　 可等了半天，西勒并没有电话过来。时间慢慢过去，欧浪有些急，望着简梅那锁起来的电话。以前没锁上时，黑人总偷打电话。简梅笑了“你别望着我这部电话。给你开个头儿，我就不好收口了。你有手机了，总该表现出有手机人的样子吧。中国刚兴手机那会儿，有些人为了显摆，没事也找事打电话。‘要不要我下班时买根葱？’也有人，事先告诉朋友们几点几点给他打手机。然后，他在某场合时，手机便响个不停。那说明他事多呀，说明他朋友多。”
　　 “那可够虚荣的了。”欧浪说，“我听说在你们国家，接手机也要钱。”
　　 “对呀。”
　　 “那倒找我钱，我也不要这手机了。”
　　 那天，欧浪到底没有给西勒打手机。西勒也没给欧浪打。他们像从前一样，各走一半路，在中间地带汇合，然后去看那朋友。
　　 西勒后来来餐馆时，我说“你就该等在原地。让欧浪走。我知道欧浪特能走。他是从布基纳法索走来的。布基纳法索，那可不是黛斯维拉，不是博拉多。那可是另一个国家！”
　　 “我当然知道，我比谁都清楚，小姐，因为，欧浪是和我一起走来的。”

“还是老总统说的对。老总统说，‘我们地下虽然有石油，但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动。一动，这国家马上就乱。’我看这通讯公司，也这么着得了。”简梅说。
　　 时局不明朗，那就还过目前的生活。
　　 “你去了法国或加拿大，就不能全靠妈妈了。”我委婉地说。小索说知道。
　　 “他爸原来有意让他学厨师。可他不干。”简梅说，“他倒挺喜欢当服务员的。”
　　 “你要是有意从事餐饮，不妨先从最基础干起。”我说，“我有一个朋友，在法国的餐馆里做杂工。一日，某服务生病了，他便穿起服务生的衣服，那么像样地当起了招待。老板觉得他当招待真不错，就给他升薪，让他做了招待。一年后的某天，大厨病了。他穿上大厨的衣服，那么像样地煎炒烹炸。‘原来，你还有这技术？’老板都看傻了。‘是的，我有这技术。可我愿意从最基础干起。’这么不计较薪水，从最底层干起？老板为他的技术，更为他的做派感动，又给他升薪，让他做了大厨。那薪水，比另个大厨高出许多。所以，”我对小索说，“你还真不妨从最基础干起。”
　　 “别听她瞎说。”简梅道，“她那朋友是个特例。你从最基础做起，最有可能的是，你一辈子，都在最底层做。这个道理，我比她清楚。我做了多少年的餐馆？”
时局还好的前一阵，客人实在多时，小索也换上和欧浪一样的服装。可再穿什么样的成人装，他还是孩子。他的思想也单纯，国内他这个年纪孩子懂的很多事，他都不清楚。离开中国的时间太长了。
　　 他8岁来非洲，那之后基本中断了中文的学习，好多汉字都不认识。每次向我请教后，觉得我“特厉害。”虽然他也跟学校参加阿比让的舞蹈节，在聚餐时也会把川府酒楼包好的饺子拿过去，但他内向，朋友很少。我只见过两个韩国孩子来找他玩。“我知道他们玩的那套。我不掺和。”简梅听了这话说“乖儿子。”
　　 小索从小就乖。也“很聪明。3岁的时候带他去看病，医生问他什么名字。他说简梅。我的名字可以报销。还是他3岁那年，有天玩转椅掉了下来，吐了很多东西。旁边的人说‘赶快去医院吧，别弄个脑震荡什么的。’”
　　 是周日，不能做脑CT，医生就问了他几个问题。在哪里住，叫什么。他说住合川南津街，叫小索。医生说他意识很清楚，让简梅下周一再来。简梅还不放心。医生说“那就在他睡着后把他叫醒，再问这几个问题。一夜问那么几次。”半夜，简梅叫他“小索，你醒醒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笑了，“妈，你叫的不是我的名字吗？”那时候，他才3岁。
简梅和何韦出国时小索4岁。他们当时跟单位签的合同是4年。想到一下子要离开他那么长时间，简梅真是心如刀绞。“我给他又新织了两件毛衣。我织两下毛衣，看两眼他。如果他睡了，我就过去偷偷亲他两口。临走前一天，我带他出去玩了一天。回家时我说‘来，妈妈抱你走。’他很吃惊，他不到2岁就全是自己走了。刚出国的时候，都不敢想这事，想起来就哭。
　　 简梅他们回国那年，小索8岁，念小学2年级。家长会上，老师猛地一拍简梅的肩膀说“你就是小索的母亲吧？你们家小索自理能力真是太差了。”简梅说 “他这个年纪要什么自理能力？”老师说“比如把铅笔归整好，放到铅笔盒里。其他同学很快就会做好，他却很慢。比如周末大扫除，其他同学都去拿扫帚、抹布，他却不。对于你们来说，事业是很重要，但教育孩子同样重要。”
　　 简梅说她从国外回来，带了点小礼物。老师说那多不好意思呀。简梅给老师送了洋酒，还送了美元。过一周，简梅去学校接儿子。当着众多家长，老师又猛地拍了下她的肩膀说“你就是小索的母亲吧？你儿子变化真是太大了。劳动积极，学习也努力多了。我们班的同学写作文，都写‘小索，自从他母亲回来后，变化真是翻天覆地……’”
　　 简梅跟何韦说，别我们光顾着挣钱，儿子成了废物。俩人便决定把他带出来。
当地孩子。


小索来非洲的第二天，简梅就把他送进了学校。满眼陌生奇异的面孔，满耳朵乱糟糟听不懂的语言。一个孩子抢他的本子，他骂“你娘个屁呀。”那是他一整天讲的唯一一句话。
　　 要是成绩好，小索周五回来就说了，兴奋着呢。说考好了，得给钱。“一般他都在周一早上5点多把我弄醒。我迷迷糊糊的，给他签字。我也看不懂，但知道，20分满分只得了8分不是什么好事。”
　　简梅带他没费什么事。很快就是他带简梅了。他们回国，都是他拿着机票，他去找旅馆。何韦得打理餐馆的事，回不去。那时女儿乐乐刚刚一岁多。刚登上飞往阿姆斯特丹的飞机，她就开始哭。不是小声的哭，是大声的吵闹。简梅抱着她。整整8小时，她连一口水都没有喝。后来给乐乐吃了药，她睡着了。空姐把最后一排座都给了他们。整个机舱的人，都小声地为简梅鼓掌。
　　 “到了阿姆斯特丹，我说我抱乐乐，你去找旅馆吧。小索就走了。
　　 “把他打发走，你好赶紧进赌场？”我说。
　　 “敢吗？那可是玩欧元。”简梅说，“他一走我就后悔了。荷兰这么乱，而他，才是14岁的孩子呀。半天他回来了，兴奋地说‘妈妈，我找到了。’”

“我们还一起去过瑞士。”
　　 “我一个哥们在瑞士学酒店管理。这瑞士人生活水平高，就有些看不起中国人。即使排在那些白人前面，那食堂里的厨师，也要先给白人盛饭；而且，总是比中国人多多了。我那哥们急了，就联合其他中国人一起治他们。”
　　 “在饭里下泻药？”简梅问。
　　 “哪用那么下三烂的招儿？就直接向校方反映。给他们上纲上线。”
　　 “说他们的行为，破坏了中瑞友谊？”
　　 “不说那个。中瑞友谊落实到他们头上得一些时间。我那哥们是这么说的：‘花我们纳税人的钱，就这么对我们？你们学校有多少中国人，你们清楚吧？这在学生中占了多少比例，你们清楚吧？告诉你们，我们只是先遣队，我们身后，那是数以万计十万计数十万计的学生等着给你们交钱呢。你们教育产业的发展，兴旺，离得开我们吗？告诉你们，我们先遣队一句话，我们身后那百万大军，可都转赴欧洲别国了……’从那之后，食堂里的人，再不敢那么对中国人了。”
　　 瑞士的物价真贵，简单地吃顿饭就100美元。简梅和小索出去逛街，走了一会儿，简梅想回去。小索还要接着走。他告诉简梅该怎么怎么回旅馆。他知道看地图。简梅还是不清楚怎么回去，就坐在街头的咖啡馆等他。
热烈的午间时光
　　
　　 12点之后，餐馆开始上人了。西方人喜欢用漫长的时光来消磨一顿饭，所以大多晚上来。黑人学西方人。中午来的基本是中国人。都是常客，到了这里，和回家没什么区别。几杯酒下肚，话就多了。
　　 刘医生是最老的老非洲了，60年代便在坦桑尼亚修铁路（20年前，改行做了医生）虽然是坦桑，但毕竟也是出国了呀。出国，总得给家里寄点什么。什么呢？实在没什么。没什么也得意思一下呀。最后，他给家里寄了两大包咖啡。
　　 河南农村的父母接到这国外寄来的东西高兴坏了。傍晚时把全村人都召集起来，给他们看这两包外国的“黑东西”。儿子随包裹来的信上说这东西是用水煮着喝的，他们就把家里的大锅支上了，烧开了水，把两大包咖啡都倒了进去。
　　 大家排着队，一人领得一碗“黑水”。
　　 “这是什么？药吧？”很多人刚喝一口，便想吐。但想想这是外国货，也就咬牙给咽下了。
　　 村里有个王老五，平日吃不上喝不上的。这有了免费的“外国补汤”，一下子就灌进去两大碗。这“汤”可确实补呀，到了月亮照到炕上的半夜，王老五还没睡着呢。平时好迷瞪的他有了精神，总觉得该起来干点什么。屋里没营生，他就走到了外面。给张寡妇送点柴吧。他在自家的院子里把柴劈了，捆吧捆吧，就背去张寡妇的院子。他本准备把柴偷偷放到张寡妇的院里。不想张寡妇也没睡，正坐在院子里望月呢。见有人偷摸进了院子，吓得高喊起来。邻居也没睡，听了这喊声，拎着铁锹扁担跑来了。那时谁也不知道咖啡，不知这东西劲这么大，不知一次不能喝这么多。他们还以为老刘（当时是小刘）出了国，黑了良心，想害家乡父老呢。一行人去找老刘父母算帐。
　　 还没到他家呢，就听得鸡鸣狗叫猪哼哼。进了他家一看，嗬，有的鸡站到了墙头，有的鸡被狗追着疯跑。猪也冲出了猪圈，哼哼哼的拱院墙。
　　 农村人最不喜欢浪费了，老刘的父母把锅里剩的“黑东西”掺上饲料，给鸡、狗、猪吃了。那晚，猪拱了一晚上的墙。鸡打了一晚上的鸣。狗追鸡跑了一晚。
　　小院中的聚会。

“我爸不让我去非洲。他说非洲热得就跟地狱里的油锅差不多。商店里卖货的人都泡在水缸里。”陈建说。他几年前从喀麦隆到的科特迪瓦。酒喝的多点，他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。
　　 “我们从马拉博下的车，越往北走越凉快，就跟昆明差不多。热个鬼呀。
　　 我们在那有个工程。
　　 我们基本吃自己种的菜。有40多种。非洲的土地真好，什么都好长。我们的辣椒是秦椒，在陕西时冬天当然就不长了。这里可好。红的刚摘下去，绿的就长出来。越长越高，后来都变成青椒树了。
　　 我们那里十几年前也住中国人。他们吃完芒果，就把核丢在地上。现在长成树了。什么树，都成林了。非洲绝对饿不死人，吃个芒果就可以。
　　 我们吃非洲鲤鱼。一条最少能有2斤半。开始我们一人吃一条，后来两人吃一条，后来三人吃一条，后来6个人才能勉强吃一条。
　　黑人吃的很少。跟我们一起的那个经理，一天就喝一瓶啤酒，吃两根香蕉。但要是请他们吃饭，他们吃的就很多。他们愿意吃中国饭。
　　 货车司机拉一筐鸡。到哪里就把火拢起来，炖鸡吃。
　　 基本没有球场。街上，路上，铁道边，在哪都能踢球。
　　 黑人非常善良。如果你行驶在大型货车后面。这时对面来车了，货车司机都打外面的灯提醒你。等对面的车过去了，才换成里面的灯。中国的司机能做到这点吗？还给你打灯？巴不得你出事看热闹呢。
　　 如果你随便丢废弃物，保姆看到了，都会把它捡起来。我们的大学生、教授都不行吧？
　　……”
　 这国家地处北纬5°。天气永远是这样的。早上8点，就和中午差不多。（当然，各位当中，有人身处这纬度吧。我不是，我一直生活在北方。）阳光炫目，你永远不敢看抬头看太阳。

空气清新。树木青翠。

黑人没事就晒太阳。有很多人生病了，没有钱，就晒太阳。他们说能晒掉细菌。

非洲的土地非常肥沃，树木参天。
　　 仙人掌能长到五层楼那么高。

美女杯.粉丝汤
　　
　　
　　 现在，很多熟客端起茶前，总要问：“简梅，不是减肥茶吧？”
　　 “免费让你减肥，还不领情？”简梅道。她说这话时，也不是总看着客人。有天，她又背对着客人应这话时，朱利斯说：“你这老板娘心够狠的，我这身子骨，你还让我减肥？”我当时正在朱利斯身边，他便叫过我：“你说，怎么能增肥呢？”
　　 “要想增肥，必须找出消瘦的原因所在。遗传？疾病？饮食习惯不良？精神紧张？”
　　 “说得那么文绉绉的干吗？”简梅闻听过来。
　　 朱利斯想了想：“没有。”
　　 “要想增肥？”简梅说，“那再容易不过。能吃能睡，没心没肺。笑口常开，不要一脸殖民社会。”
　　 “对，心宽体胖。咱中国的一句成语。”
　　 朱利斯低头看了看自己：“我这体虽然不胖，心还是很宽的。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。”
　　 “你能有什么事？有吃有喝的。”欧浪过来，来这么一句。
　　 “你的意思是你缺吃少喝？”简梅问。
　　 欧浪笑了：“当然不是说我。我，起码也是外企员工呀。我是说街上那些流浪的人。”
　　 “在中国，瘦的人去看中医，医生会说你‘阴虚肝火旺’，你是否总感觉身上热得冒火？”
　　　　 “能不冒火吗？”简梅说，“这可是非洲也。”
　　 我又想了想说：“多吃肥肉，炒菜放猪油。”我迅速地半掩住嘴，不知这朱利斯是不是穆斯林。来非洲前，我还真没想到非洲也有穆斯林。见他没有反应，我安下心来，“多吃蛋糕布丁巧克力，别喝白水，多喝可乐。”
　　 “合着把我们不动的都兜给他。”简梅道。
　　 “什么我们？我可不减肥。”
　　 “是。”简梅说，“我亲眼看到某人都能长1万克了。可就硬嘴说‘我不减肥，我随便长’”
　　 “1万克？听着怎么这么吓人呢，好像长成航母似的。”我说，你就不能换算成别的？”
　　 “对于吨来说，那还真不算什么。怎么也在小数点之后。”
　　 “用吨算我？算你狠。”
　　 “ 就是公斤，那也10公斤呢。还硬嘴说‘我不减肥，我随便长’”
“不这么说怎么办呀？那减肥的毅力，我可没有。从小到大，在我的记忆中，还没有拉过一顿饭呢。我高中时住校。有天感冒了，早上起来突然说不出话了。早自习时，我给同座写了张纸条：我说不出话了，一会儿吃饭时，你替我买馒头一个，油条两根，豆腐脑一碗。我是个特自立的人，基本不麻烦别人。整个45分钟的早自习，我都努力想发出声音。可是，不行。可是，下了早自习，一进食堂，我立马就能开口讲话了。”
　　 简梅和朱利斯都笑起来。
　　 “你们也看到了吧，我这个人脾气特好。只要不饿着，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发脾气的。”
　　 “那你在这里工作，不，在这里友情工作，真是太适合了。”简梅叹。
　　 “不管对谁来说，减肥都是痛苦的。”我对朱利斯说，“那增肥，则是幸福的。可以多吃多睡，可以少心少肺。”
　　 “你该不是骂我吧？”朱利斯开始怀疑。
　　 “我骂这国家最著名的无冕之王？我不想在这里混了？”我说，“我还在给你想减肥，不，增肥的办法。要减肥得让身体的消耗大于吸收。增肥呢，则相反。所以你呢，能开车不走路。来非洲前，我以为黑人都是用脚走路呢，没想到满街奔驰、宝马。”
　　 简梅笑：“再怎么奔，怎么宝，走路，还得用脚。”
　　 “你先歇会儿。”我摆手，“我和朱先生还没有说完呢。在家里，你能坐电梯别爬楼梯。不像我们，不，是简梅等，能爬楼梯不坐电梯。想想，多幸福。”
　　 “我不爬楼梯还真不行。”朱利斯说。
　　 “这穷人出身？受累的命？”我改用中文说。
　　这之前，我完全不知道朱利斯也听得懂中文。他微微晃了晃头说： “我家没有电梯。我住的是别墅。”
　　 “牛啥子吗？老子见有电梯的别墅，也多的是嘛。”我改用四川话说。
　　 我从未说过川话。这一开口，把几个中国人都逗乐了。
　　 朱利斯也乐了。他说：“别以为你说四川话，我耳朵就聋了。” 非洲土地肥沃，我原来知道的花，比如一品红，在这里，都长成大树了。花树随处可见。

　凤凰树

我头上戴的花,黄心白边,中国人叫鸡蛋花.
　　 有碗那么大.常常落一地.


这种粉心白边的,第一次却是在东非看到的(本文科特迪瓦是在西非),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也叫鸡蛋花.回头问问.

“不这么说怎么办呀？那减肥的毅力，我可没有。从小到大，在我的记忆中，还没有拉过一顿饭呢。我高中时住校。有天感冒了，早上起来突然说不出话了。早自习时，我给同座写了张纸条：我说不出话了，一会儿吃饭时，你替我买馒头一个，油条两根，豆腐脑一碗。我是个特自立的人，基本不麻烦别人。整个45分钟的早自习，我都努力想发出声音。可是，不行。可是，下了早自习，一进食堂，我立马就能开口讲话了。”
　　 简梅和朱利斯都笑起来。
　　 “你们也看到了吧，我这个人脾气特好。只要不饿着，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发脾气的。”
　　 “那你在这里工作，不，在这里友情工作，真是太适合了。”简梅叹。
　　 “不管对谁来说，减肥都是痛苦的。”我对朱利斯说，“那增肥，则是幸福的。可以多吃多睡，可以少心少肺。”
　　 “你该不是骂我吧？”朱利斯开始怀疑。
　　 “我骂这国家最著名的无冕之王？我不想在这里混了？”我说，“我还在给你想减肥，不，增肥的办法。要减肥得让身体的消耗大于吸收。增肥呢，则相反。所以你呢，能开车不走路。来非洲前，我以为黑人都是用脚走路呢，没想到满街奔驰、宝马。”
　　 简梅笑：“再怎么奔，怎么宝，走路，还得用脚。”
　　 “你先歇会儿。”我摆手，“我和朱先生还没有说完呢。在家里，你能坐电梯别爬楼梯。不像我们，不，是简梅等，能爬楼梯不坐电梯。想想，多幸福。”
“我不爬楼梯还真不行。”朱利斯说。
　　 “这穷人出身？受累的命？”我改用中文说。
　　 这之前，我完全不知道朱利斯也听得懂中文。他微微晃了晃头说：“我家没有电梯。我住的是别墅。”
　　 “牛啥子吗？老子见有电梯的别墅，也多的是嘛。”我改用四川话说。
　　 我从未说过川话。这一开口，把几个中国人都逗乐了。
　　 朱利斯也乐了。他说：“别以为你说四川话，我耳朵就聋了。”
　　 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赶紧接着给朱利斯出主意：“那，你每天，能吃四顿不吃三顿。每顿，能吃三碗不吃两碗。能吃肉不吃鱼，能吃鱼不吃菜。多吃主食。每顿最好再喝三碗汤。吃完就睡，睡完再吃。我就不信增肥还能比减肥难？”
　　 “因地制宜，因人而异。”朱利斯说了这8字中文，又改说法语，“别人不知道我，你们也不知道吗？我一顿，可就一碗虾仁粉丝汤。”
　　 “我就不明白，你能说中文。你干吗不说呀。”
　　 “你说法语，让我怎么说中文呀？”
　　 正说着，我见欧浪坐下了。手指头在桌上不停地敲。
　　 “就是这样的小动作，”我向欧浪一指，“也少做。这样的小动作，还比如抖腿呀什么的，加起来，一天也消耗不少热量。而且，这也不是什么好习惯。”
　　 “他这是跟你们中国人学的。你们不是经常那么敲桌子嘛。”朱利斯说。
　　 “我们那么敲桌子？”我疑惑。
　　 简梅明白：“那是餐桌上表示感谢。尤其是给你倒茶后，你敲两下，和嘴上说谢谢一样。两下就可以了。没有像欧浪这么敲的。”
“两下是谢谢。欧浪这样，便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。他是特别讲礼貌。”朱利斯说，“说了这么半天，你还是给我简单易行的办法吧。我知道你们国家有很多神奇的东西。价格适中，吃起来又比较方便的，可有？”
　　 我脑子一转：“有呀。六味地黄丸。一瓶只合西法500郎。”
　　 “500郎？也就打发街头要饭的。那能有用吗？能是真的吗？”
　　 哎呀，那你可就不懂了。这六味地黄丸，可是中国千年名药。首先，这东西能滋阴壮阳，延缓衰老，永葆青春。然后，”
　　 “等等，等等。”朱利斯说，“这500郎的东西，就能那个？”
　　突然听朱利斯都说“那个”了，我想，我这是干吗呀？跟男人说壮阳？不过都说到这儿了，就当向非洲人民宣传中医了。我严肃地对朱利斯说：“对呀，绝对没问题。”
　　 “简梅，你那东西，为什么一瓶就卖2万郎？我们可都是成箱买的呀。”
　　 “你六味地黄丸卖到2万郎？成箱卖？我知道在非洲卖药赚钱，可没想到这么赚呀。”我惊呼，“咱中国的企业该全部转产，全部生产六味地黄丸。不到6块的东西，能卖到接近250。还在国内卖什么劲呀？赶紧全部出口。能创多少汇呀？国民生产总值能增个百分点吧。全国人民再加班加点，那创造的产值都能赶上日本了。”
　　 “看你美的。你以为你是主抓经济的总理？”简梅笑，“我看你真快接近那二百某了。你急什么？你倒是再往下听听呀。那东西，不是六味地黄丸，是竹叶青酒。”
　　 “酒能壮阳？也就壮某人胆吧。”
　　 简梅改用中文说：“竹叶青酒能壮阳，不知谁说的，反正传出去了。黑男人深信不疑。很多人成箱买。”
　　 见简梅说中文，朱利斯说：“你难道不知道我懂中文吗？”
　　 “我总忘这点。”简梅不好意思。
　　 “你们一说中文，我就怀疑不是什么好话。你们也没说什么坏话，所以，还不如就别说中文了。”
“说快了他也听不懂。”简梅笑。
　　 “你接着给我讲讲地黄丸。”
　　 “西医的肾，就是代谢器官，一边一个。中医的肾，和西医大不同。是指以肾为主的生殖、泌尿、内分泌以及呼吸系统等多个系统功能的总称。人体的生命之源，气血生化之本。在体内，滋养五脏六腑；于体表，润泽肌肤五官。”
　　 “我想听地黄丸，你给我讲半天肾干吗呀？”朱利斯着急。
　　 “要不你们西医怎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？”
　　 那头痛医脚脚痛医头？”
　　 “哎，这个问题，怎么能跟你说明白呢？”
　　 “我看你的说法还挺多。要不，去我们电视台来场讲座？”
　　 别以为是个中国人，就能在洋人面前装华陀。你，也就一生活小百科。”简梅不紧不慢地说。
　　 “好不容易我老妈这几天的电话没唠叨这两句，嘿，你又来了。”我嚷。
　　 “我这不是怕你一冲动就冲人家的演播室吗？”
　　 “冲演播室？听你这话，好像又政变了似的。”我说，“我在电视上讲讲中医怎么了？我的专业知识可不差。不就是身份不对吗？”“你倒可以去讲讲文学。”
　　 “ 文学是我副业。我主业是游民。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。让我给他把这地黄丸讲完。哎。”我假装长叹一声，“真想进演播室。那样，就没有闲人这么打扰了。来，来，朱利斯，你听好了。任何病症的发生，其实都是表象，其实都有内因。人体这五大系统，就好比五匹马拉的车。其中一个不行了，势必要把负担转移到其它几匹身上。所以，我们中医讲的是和谐发展，是平衡。这样才能一通百通。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吧？说到这六味地黄丸，它有强大的滋肾阴功效，并有助于抗衰老成分SOD的产生。SOD可以把使人衰老的超氧离子转化为无害物质，从而延缓人体衰老。它有保护及修复牙周组织的作用。可治成年型轻（中）型糖尿病。可治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、慢性咽炎。”
　　 “听你这话，不成神药了？”
　　 “你不信我不讲了。”
　　 “信。信。”朱利斯说。他稍微沉吟了一会儿说：“你上来就说它能壮阳。那是它的主要功能？”
　　 “你又不是六味地黄丸的形象大使，你给它死吹什么呀？”简梅说，“而且，那东西真能壮阳吗？”
　　 “竹叶青都能壮阳，这个还不能？”我说，“千真万确。我可出身中医世家。”想到专业词汇，对言者，对听者都不方便，我改中文了：“这六味地黄丸有兴奋肾上腺皮质的功能，作用强度优于单味人参。可以促进肾脏对体内代谢产物——尿素的排泄，改善肾功能。可改善神经系统及性腺功能并减轻性器官萎缩，增强性功能。”
　　 “我听不懂。”朱利斯说。
　　 “就没想让你懂。”我用中文说了这句，然后改法语，“我是女医生，不便和你多说。”
　　 简梅大笑：“你什么时候改行做医生了？”“在非洲改行容易呀。很多原来连针都没碰过的中国人，学会怎么给病人注射，不就改行了吗？非洲本土人想做医生，就费死劲了。我听说，就是药店里卖药的，都要经过7年之上的医学专业学习。”
　　 “我们黑人，没有你们中国人聪明。”朱利斯说。
　　 “过奖过奖。”简梅说。
　　 “也不怪那些人学会了注射就敢行医。”我说，“我这说着说着，也感觉自己是医生了。我热爱非洲这大地，它让人信心百倍。”
　　 “你要时刻记住你老妈的话。”简梅提醒我。
　　 “我行医？费那个劲干吗呀？在这餐馆多好呀。有吃有喝的。”
　　 “‘我是女医生，不便和你多说。’朱利斯重复我刚才的话， “你要真是医生，那就没什么顾虑了。”
　　 “我不是医生，我是蒙古大夫。”我开玩笑。
　　 “你不是中国人，是蒙古人？”朱利斯一鄂。
　　 “听到了吗？还是没懂吧？”简梅说，和我相视一笑。
　　 “如果我没有记错，那六味地黄丸一盒500郎。”
　　 “对呀。”我说。
　　 “我看你们中国人也有毛病。”朱利斯说，“这么神的药，才卖500郎？起码也得2万郎。”
　　 “听到了吗？简梅。别再卖酒了，改卖这个吧。你要是能像竹叶青卖得那么好，我就说服某企业大规模生产。只供非洲。”

“这样吧。我先进点。”朱利斯说，“100万西法的。”
　　 “客户都像这样，你真别开餐馆了。”我对简梅说。我接着问朱利斯，“你说我一盒卖你多少钱合适？”
　　 “500郎呀。”
　　 “那可是中国价儿。我免费运到这里？”
　　 “那600郎吧。”
　　 “你可说是2万郎。”
　　 “那……”
　　 “你别跟她讨价还价了。她压根就没有。”简梅说。
　　 “你没有？”
　　 “我从始至终没说我有吧。而且，听你只加100郎，我也不准备运到非洲了。简梅，你接着开你的餐馆吧。”
　　 “我就不明白，这六味地黄丸也不给你费用，你神侃它干吗呀？”
　　 “宣传中华医学呀。”
　　 “既然没有地黄丸六味。”朱利斯长叹一声，“那还是竹叶青吧。”
朱利斯是少有的喜欢中午来的黑客人。几乎每天中午，他都踱着方步过来。他来了，径直坐到高高的吧椅上。不用说话，我们便给他端上竹叶青酒。
　　 朱利斯每次只喝一杯。这在黑人中不算轻量级。黑人的酒量我见识过。我在加蓬时请两个黑人吃饭。我们去了当地最好的一家中餐馆，翁加酒店。加蓬物价巨贵，黑人平时根本不敢登这高门槛。又是我这么大方的人请客，哈贾尔就说“有一种中国酒真是太好喝了，你请我们喝吧。”结果呢，他搞错了。他想喝的是日本清酒。老板娘给我使眼色说“开胃酒哪用那么好的？给他们喝二锅头得了。”那也不合适呀。我点了天津玫瑰露。一小杯喝下去，哈贾尔两人都睡着了。连饭都没有吃。
　　 朱利斯喝酒都用美女杯。小陶杯，一倒上酒，就有美女在杯底浮现。
　　 朱利斯这边喝着竹叶青，厨房那边开始给他烧虾仁粉丝汤。这样级别的菜，我就能对付。碰巧客人多，大厨二厨忙不过来时，我就会做给他。一杯竹叶青，一碗粉丝汤，这是他千年不变的午餐。
　　 总是西装革履一丝不苟的朱利斯，是国家电视台的头号男主播。和我算是新闻同行。 中午另外来的黑人就是本度。他每次都带不同的女人来。他们来了，也不点菜吃饭，只喝餐馆送上的免费饮料。他们慢喝，慢聊，客人都走光了，他们还未喝完聊完。有时我和简梅等着出去，就只好提醒他们打烊了。这个没钱却总来的黑人我们也不想得罪。他是这餐馆房东的儿子。
　　 “这是咱家投资的餐馆。”趁我们不注意时，本度总会对女人或女孩子们这么吹。她们多数会信，因为这里确实是本度从前的家。
　　男人唯上的非洲女人们都会羡慕地点点头。
　　 女人的反叛，不，觉醒，该是全球性的吧。你看，我印象中该是哀愁温婉的韩国女孩都疯狂野蛮起来。我就知道女人的反叛是全球性的。这天本度带来的女孩，听说这餐馆是他家投资的，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羡慕温柔地点头。这女孩说：“你家投资的餐馆？那咱还不大吃一顿？”
　　 本度说：“我总吃，不觉得好了。”
　　 “你怎么那么自私？自己吃过就不管别人了？自打昨天听你说约我到这，我可三顿没吃呢。”
　　 “这可是减肥餐馆。”
　　 “那不正好？又吃着了，又没有肉上身。”
本度几乎每个星期都来。这是他第一次请女孩吃饭。
　　 “我听说这餐馆新来个绝色美女，”那女孩说，“她要是能为我端回盘子，那我可真是高消费了一把。”
　　 今天本度是自己付账的，有些牛了：“老板娘，听到了吗？赶紧让你那美女服务员给我们小姐上菜。”
　　 “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吗？”简梅说，“人家不是我的服务员，是友情客串。”
　　 “我不知道。”本度说，“我看她跟这里的服务员没什么区别。”
　　 “她是友情客串。”那女孩说，“我的一个朋友认识她。就是知道她不是总给客人端盘子，所以她能为我端回盘子，我才觉得是高消费。”
　　 他们说这话时，我正和陈建等在旁边一桌吃饭。身着米兰时装的我，端起两杯二锅头走向那女孩：“小姐，你真漂亮。我请你喝一杯。”
　　 女孩足足看了我20秒，然后说：“这辈子，从未有小姐，这么美丽高贵的小姐请我喝酒。算了，别让厨房那柴火妞给我端盘子了。我看她再美也美不过这位。气质，气质，是打扮不出来的。”她说着，过来拍了拍我的肩，“这时装，是max的吧？”
　　 我点头。
　　 “我这套，”她拍了拍自己，“是法国浪凡牌。”她又拍了拍我，“咱们，才是缘分。”说着，把酒接过去，一饮而尽。她半天没说出话。咳嗽了半天，她说：“我还以为是中国香槟呢，这是什么呀？”
　　 本度付账时，那女孩说：“不是你家投资的餐馆吗？你还用掏钱？”
　　 “你喝多了吧？”本度掏了钱，几分不悦，“我家投资的餐馆我就能白吃啦？”他小声说，“要能白吃，我每天都来。”
　　 那之后，本度再也没带这女孩来过。
这天进门她没喊“快弄点吃的”
　　
　　 陈雪来餐馆时总是1点半左右。她一进餐馆便喊：“简，简，快弄点吃的，饿死了。”
　　 北京人陈雪，是跟丈夫随任来非洲的。刚来时二十多岁，现在已经30有余。
　　 随任来非洲的中国女人，大多呆家哪儿也不去。怕被蚊子盯了打摆子，怕被抢怕被杀更怕艾滋。陈雪不怕。黑人聚居区、酒吧、渔港、赌场，没有她不敢去的。
　　 陈雪漂亮，聪明，也会来事儿。不到半年，她语言过了关。又学会了开车。批发生活品、卖药、买鸡场、帮人打官司，随任的她比丈夫忙多了。中资机构的负责人，黑人官员，有名的白人商人，没有她不熟的。这里的天地，一点不比北京窄。她在这里，那真是得水的鱼又进了大西洋。
　　 一个女人总在外面混，打她主意的人就多。抵抗诱惑的能力也不是时时都有，她和同样是公派的肖刚好上了。肖刚是一家中资机构的负责人，未婚。肖刚真爱她，发誓非她不娶。
　　 陈雪的丈夫最后一个知道了这事。知道也管不了了。两人离了婚。
在非洲卖药特赚钱，但因药不能随意进出口，这里中国人卖的药都是自己一点点背来的。肖刚公司经常有设备要运到非洲，设备都走集装箱。集装箱一般海关都不太查。陈雪问肖刚能否运一集装箱药来。肖刚同意了。肖刚什么都可以为她做。
　　 一集装箱药就从北京发了过来。
　　 今天风风火火进门的陈雪没有马上喊饿，她把简梅叫过去说：“简，借我点儿钱，我的货来了。”
　　 简梅问多少。她说100万。简梅说手上没有那么多，有50万。
　　 “50万也行，”一起来的肖刚说，“剩下的我们自己再想办法。”
　　 简梅就带着我回家给她取了50万。她以前还欠简梅30万呢。
　　 肖刚给简梅写了张借条。
　　 “这么写不行。出事了，简姐去哪儿找你呀？”陈雪说，“咱骗谁也不能骗简姐。”说罢，把自己的名字也签上了。
　　 “咱骗谁也不能骗简姐。”临走时，陈雪又强调。
钟色狂
　　
　　 钟色狂，最愿意掏钱请人吃饭的中国人。他短粗胖，一脸一身整天湿涝涝的。这不是我讨厌他的主因。我讨厌他是因为他整天做“按摩”。而且，他从不掩饰。他自己都说“见了异性，我还怎么有人性？”我不知男人怎么就那么耐不住寂寞。还是，和寂寞原本也没有关系，只是身体上的要求？他独身在阿比让，老婆孩子没有跟来。
　　 他姓钟，字瑟方。陈建总说不好这拗口的名字，反正也有一点故意吧，总叫他钟色狂。大家觉得这名字配他，也跟着这么叫了。
　　 我本从不正眼看他。可陈建哥儿几个说我不该单凭这点来看一个男人。“最起码，他非常真实。”
　　 我倒真为这真实吓了几跳。
　　 “深圳有三都。我们去了明都。”脸已被酒泡红的钟色狂说，“20分钟，我们打发走了十几拨。后来来了个女孩，十六七岁的样子。那可真叫漂亮。我真不忍心。我这样的人对这样的女孩，那真是摧残。摧残祖国的花朵。我有的时候很高尚，有的时候很卑下。这高尚的东西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出来了。这一出来，我就下不了手哇。”
“我们也去广州的狮子楼。我高尚的东西又出来了。我给一个小姐50块钱让她走，让她去找点别的事做。可她不走哇。一会儿，一个比我更老更丑的把她带走了。”
　　 看钟色狂的样子怎么也得小50了。结果呢，他才37。
　　 “我真是什么坏事都干过。”钟色狂抹了抹头上的汗说，“别人嫖娼，我给当翻译。我和领导到了德国。领导假装不知道那是什么，问我‘那是干啥的？’我脖子向旁边扭去，说‘红灯区’。领导说‘看看。’然后领导说‘跟她砍个价。’” 带个翻译还是方便。钟色狂认识的另个人，在荷兰，因为不会英语，就只能和妓女打手势。讨价还价后，以50美元成交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这价格，只能摸摸人家的手。这哥们急了。急了也只能用中文骂：“你丫什么手，值50美元？”
　　 没料到那妓女竟懂中文。人家也没有那哥们那么粗鲁。人家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没感觉回到十八九？没感到一股暖流上心头？”
　　 “上你妈个头，我只气得血倒流。”骂着，这哥们清醒过来，“你会中文，你跟我装什么？”
　　 那妓女又不紧不慢地笑了：“你也没开口和我说中文呀。”
　　 “在中国，这个价，能玩10次。”
　　 “你今天开的，可是洋荤呀。”
　　 “荤？这可是我他妈玩的最素的一回。哎，对了，你可没说只能摸一只手吧。来，那手让我摸摸。妈的，这事也欺生……”

有天，不得不跟钟色狂说话，我说“你怎么跑到阿比让来的？”
　　 “我在迪拜该下飞机时睡着了。”他说。
　　 我当真了一段时间。结果呢，他是开玩笑。
　　 来阿比让前，他确实在迪拜做。那时外贸好做，一个月能走20个货柜。到了年底，国内的公司要完成指标，就努力，就给他发货。有时，都没跟他打声招呼，货就到港口了。迪拜是个自由港，象征性地收1%的税。有时0.5%也能拿下。有人说他是逃税。钟色狂自己说那是合理避税。
　　 后来听说科特迪瓦更赚钱。说是有公司早上8点一开门就开始数钱，一直数到晚上下班。那叫爽！就来了这里。
钟色狂听说的没错儿。可那不是公司，是钱庄！
　　 不过在这里东西确实好卖。那时还没有政变，人均收入比中国高多了。黑人手里有钱，就是缺东西。牙刷，两个月卖了60万支！这城市人口才有300万！圣诞时卖玩具娃娃。黑人不是一个两个买，是成包买。他们孩子也多。
　　 湖北省在这里办个展销会。那人多的。只能隔一会儿放一拨人进去。隔一会儿放一拨人进去。东西最后都卖光了。连准备自己吃的包子都被黑人买走了。一个公司3天就赚了几十万。
　　 还真看到了“不停数钱的公司”。柜台外面是一扇铁门。隔几米，有另扇铁门。黑人员工就站在两扇门之间，把钱、东西拿进拿出。然后再去黑市把西法换成美金。这里不允许自由兑换。
到阿比让，一切就得重新开始。
　　 他的货被海关扣了。有中国人说能帮他。他没接受。他自己去想办法。到了海关二楼，他围着“官儿”的办公室转。突然，墙上打开一扇暗门，吓了他一跳。他被摄像头注意到了。“官儿”没有从有秘书进出的门出来，“官儿”从这只有自己能进出的门出来。“官儿”问：“我有什么能帮你的？”
　　 钟色狂说：“我的货被扣了。要交2700万。本应交900万，可还罚1800万。”
　　 “官儿”说：“给我500万，我就能帮你摆平。”
海关的人其实交不下。钟色狂下次再找这个“官儿”时，他说“这次是朋友给扣的。打点这朋友，还得500万。”他们能捞就捞。过一两年就不知派到哪儿去了。或许机场，或许边关。那都没什么油水，只能几千郎几千郎地收了。
　　 钟色狂好酒。酒喝得正欲高未高时，就给我们整篇地背《荷塘月色》。也背他年轻时写的诗。听说他是被老婆甩了之后，才从国内出来的。我稍稍开始理解他了。
　　 钟色狂每喝必醉。有次他喝醉了，在东方饭店的地上躺了两天。他起来后，人家叫他结账。“和我一起来的人呢？”他问。餐馆的人说“昨天就走了。”
　　 “你躺在地上别人也不叫你？”我问。
　　 钟色狂说：“叫了。叫不醒啊。” 这是不久前发生的。Utc，非洲著名的旅行公司，早上，竟然忘记了派人到酒店接我。这在非洲，也并不稀奇。非洲的狂野无羁，某种程度上，也和曲折、意外暗暗相和。不过不要因此畏惧，意外处总有风景，柳暗花明，更是一番情致。关键是你要敢于争取，给他们主意，而不能让他�